在孝的理论方面，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孔子孝论提升为尊老。如果说孔子的孝是在家庭生活领域进行的，是一种“家庭美德”，是“修身”与“齐家”的内容，那末，孟子则在此基础上，主张将孝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把它提升为一种“社会公德”，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即通过“内圣”达到“外王”。
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专刊1月11日发表的《孔子“孝”论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孔子关于孝的理论并阐述了其现代意义。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论，对中华民族尊老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孟子关于孝的理论是与孔子的孝论一脉相承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孟子也把孝当作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孝即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当作处理父（母）子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种，即“五伦”，并提出相应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增加了“夫妇”与“长幼”两伦。孟子认为，孝和悌一起构成“仁义”的基本内容，他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在孟子看来，智就是明白并坚持仁义的道理，礼则调节并适当修饰孝与悌。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而以孝为根本的仁与以悌为根本的义共同构成了礼智的基础。
其二，孟子倡导孝也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一样，有着浓重的血缘色彩，它把家庭和宗族的利益至上化、绝对化。宗法社会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家庭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扩大的家庭，家庭、家族、国家三位一体，血缘是把三者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等级尊卑次序是其核心内容。国家的稳定依赖家庭的安宁，有了家庭的稳定，才有国家的安宁。因此，孝在家庭稳定中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即人人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尊重长者，那天下就稳定太平，宗法社会就稳固了。
其三，孟子还把孝当作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他说：“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尽心上》）即是说，天下的仁人以善养老人的孝子为依靠。孟子还认为，侍奉双亲是取得朋友、上级信任的前提条件，“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离娄上》）
其四，孟子也同孔子一样，主张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使父母有错误也不应该指出来。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孔子有“无违”和“父子相隐”之说，孟子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离娄上》）在他看来，父母即使有错误，作子女的也不能指出来，因为这样有伤父母的恩德。
孟子关于孝的理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一问题上，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孔子孝论提升为尊老。他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即不只是敬养一己之父母，而且还要尊重别人的父母、所有的老人、长者；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慈爱别人的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可运于掌”（同上）。如果说孔子的“孝”是在家庭生活领域进行的，是一种“家庭美德”，是“修身”与“齐家”的内容，那末，孟子则在此基础上主张将孝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把它提升为一种“社会公德”，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即通过“内圣”达到“外王”。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可见，孟子把对老人的尊重作为实现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做这种提升呢？前文述及，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都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但孟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已不同于孔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了。孔子生活在奴隶制社会末期，他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旧的奴隶制社会秩序，他在政治上主张“善政”，反对“苛政”。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他所要维护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他继承孔子的“善政”思想，主张实行“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其孝论也正是为这一政治主张服务的。他说：“明君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可见，孝是孟子“仁政”主张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孟子之对孔子孝论的提升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孟子对孔子孝论的提升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弘扬孝与尊老传统，从而促进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抛开孔孟孝论的历史局限，他们所主张的对父母的敬养，对老人、长者的尊重反映了人之为人的一般要求，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遵守的做人的一般准则，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基本的人的生产单位。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还有家庭存在，父（母）子这一伦就不会消失。孝之所以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因为父（母）子关系是人一出生所面临的第一重伦理关系，这也正是孟子把父（母）子关系放在五伦之首的原因。所以，孝敬父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老人、长者，是每个人无条件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一个人只有做到了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才有资格得到子女的孝敬和别人的尊重。孝属于家庭美德范畴，尊老属于社会公德范畴。一个社会的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家庭美德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公德，反之亦然。每个人都既是家庭成员也是社会成员。如果他在家里不能对父母尽孝，那他在社会上必不能尊重老人、长者；尊重老人、长者的人在家必定孝敬父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无情人有情。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由少到老，由为人子到为人父母的过程。从小进行孝的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都是极其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尊重别人，会爱国家、爱社会。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老年人的尊重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尊老，在全社会形成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专刊1月11日发表的《孔子“孝”论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孔子关于孝的理论并阐述了其现代意义。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论，对中华民族尊老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孟子关于孝的理论是与孔子的孝论一脉相承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孟子也把孝当作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孝即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当作处理父（母）子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种，即“五伦”，并提出相应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增加了“夫妇”与“长幼”两伦。孟子认为，孝和悌一起构成“仁义”的基本内容，他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在孟子看来，智就是明白并坚持仁义的道理，礼则调节并适当修饰孝与悌。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而以孝为根本的仁与以悌为根本的义共同构成了礼智的基础。
其二，孟子倡导孝也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一样，有着浓重的血缘色彩，它把家庭和宗族的利益至上化、绝对化。宗法社会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家庭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扩大的家庭，家庭、家族、国家三位一体，血缘是把三者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等级尊卑次序是其核心内容。国家的稳定依赖家庭的安宁，有了家庭的稳定，才有国家的安宁。因此，孝在家庭稳定中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即人人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尊重长者，那天下就稳定太平，宗法社会就稳固了。
其三，孟子还把孝当作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他说：“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尽心上》）即是说，天下的仁人以善养老人的孝子为依靠。孟子还认为，侍奉双亲是取得朋友、上级信任的前提条件，“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离娄上》）
其四，孟子也同孔子一样，主张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使父母有错误也不应该指出来。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孔子有“无违”和“父子相隐”之说，孟子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离娄上》）在他看来，父母即使有错误，作子女的也不能指出来，因为这样有伤父母的恩德。
孟子关于孝的理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一问题上，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孔子孝论提升为尊老。他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即不只是敬养一己之父母，而且还要尊重别人的父母、所有的老人、长者；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慈爱别人的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可运于掌”（同上）。如果说孔子的“孝”是在家庭生活领域进行的，是一种“家庭美德”，是“修身”与“齐家”的内容，那末，孟子则在此基础上主张将孝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把它提升为一种“社会公德”，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即通过“内圣”达到“外王”。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可见，孟子把对老人的尊重作为实现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做这种提升呢？前文述及，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都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但孟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已不同于孔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了。孔子生活在奴隶制社会末期，他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旧的奴隶制社会秩序，他在政治上主张“善政”，反对“苛政”。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他所要维护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他继承孔子的“善政”思想，主张实行“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其孝论也正是为这一政治主张服务的。他说：“明君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可见，孝是孟子“仁政”主张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孟子之对孔子孝论的提升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孟子对孔子孝论的提升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弘扬孝与尊老传统，从而促进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抛开孔孟孝论的历史局限，他们所主张的对父母的敬养，对老人、长者的尊重反映了人之为人的一般要求，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遵守的做人的一般准则，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基本的人的生产单位。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还有家庭存在，父（母）子这一伦就不会消失。孝之所以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因为父（母）子关系是人一出生所面临的第一重伦理关系，这也正是孟子把父（母）子关系放在五伦之首的原因。所以，孝敬父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老人、长者，是每个人无条件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一个人只有做到了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才有资格得到子女的孝敬和别人的尊重。孝属于家庭美德范畴，尊老属于社会公德范畴。一个社会的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家庭美德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公德，反之亦然。每个人都既是家庭成员也是社会成员。如果他在家里不能对父母尽孝，那他在社会上必不能尊重老人、长者；尊重老人、长者的人在家必定孝敬父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无情人有情。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由少到老，由为人子到为人父母的过程。从小进行孝的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都是极其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尊重别人，会爱国家、爱社会。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老年人的尊重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尊老，在全社会形成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专刊1月11日发表的《孔子“孝”论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孔子关于孝的理论并阐述了其现代意义。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论，对中华民族尊老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孟子关于孝的理论是与孔子的孝论一脉相承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孟子也把孝当作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孝即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当作处理父（母）子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种，即“五伦”，并提出相应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增加了“夫妇”与“长幼”两伦。孟子认为，孝和悌一起构成“仁义”的基本内容，他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在孟子看来，智就是明白并坚持仁义的道理，礼则调节并适当修饰孝与悌。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而以孝为根本的仁与以悌为根本的义共同构成了礼智的基础。
其二，孟子倡导孝也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一样，有着浓重的血缘色彩，它把家庭和宗族的利益至上化、绝对化。宗法社会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家庭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扩大的家庭，家庭、家族、国家三位一体，血缘是把三者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等级尊卑次序是其核心内容。国家的稳定依赖家庭的安宁，有了家庭的稳定，才有国家的安宁。因此，孝在家庭稳定中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即人人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尊重长者，那天下就稳定太平，宗法社会就稳固了。
其三，孟子还把孝当作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他说：“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尽心上》）即是说，天下的仁人以善养老人的孝子为依靠。孟子还认为，侍奉双亲是取得朋友、上级信任的前提条件，“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离娄上》）
其四，孟子也同孔子一样，主张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使父母有错误也不应该指出来。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孔子有“无违”和“父子相隐”之说，孟子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离娄上》）在他看来，父母即使有错误，作子女的也不能指出来，因为这样有伤父母的恩德。
孟子关于孝的理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一问题上，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孔子孝论提升为尊老。他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即不只是敬养一己之父母，而且还要尊重别人的父母、所有的老人、长者；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慈爱别人的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可运于掌”（同上）。如果说孔子的“孝”是在家庭生活领域进行的，是一种“家庭美德”，是“修身”与“齐家”的内容，那末，孟子则在此基础上主张将孝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把它提升为一种“社会公德”，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即通过“内圣”达到“外王”。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可见，孟子把对老人的尊重作为实现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做这种提升呢？前文述及，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都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但孟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已不同于孔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了。孔子生活在奴隶制社会末期，他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旧的奴隶制社会秩序，他在政治上主张“善政”，反对“苛政”。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他所要维护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他继承孔子的“善政”思想，主张实行“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其孝论也正是为这一政治主张服务的。他说：“明君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可见，孝是孟子“仁政”主张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孟子之对孔子孝论的提升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孟子对孔子孝论的提升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弘扬孝与尊老传统，从而促进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抛开孔孟孝论的历史局限，他们所主张的对父母的敬养，对老人、长者的尊重反映了人之为人的一般要求，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遵守的做人的一般准则，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基本的人的生产单位。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还有家庭存在，父（母）子这一伦就不会消失。孝之所以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因为父（母）子关系是人一出生所面临的第一重伦理关系，这也正是孟子把父（母）子关系放在五伦之首的原因。所以，孝敬父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老人、长者，是每个人无条件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一个人只有做到了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才有资格得到子女的孝敬和别人的尊重。孝属于家庭美德范畴，尊老属于社会公德范畴。一个社会的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家庭美德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公德，反之亦然。每个人都既是家庭成员也是社会成员。如果他在家里不能对父母尽孝，那他在社会上必不能尊重老人、长者；尊重老人、长者的人在家必定孝敬父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无情人有情。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由少到老，由为人子到为人父母的过程。从小进行孝的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都是极其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尊重别人，会爱国家、爱社会。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老年人的尊重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尊老，在全社会形成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专刊1月11日发表的《孔子“孝”论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孔子关于孝的理论并阐述了其现代意义。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论，对中华民族尊老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孟子关于孝的理论是与孔子的孝论一脉相承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孟子也把孝当作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孝即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当作处理父（母）子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种，即“五伦”，并提出相应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增加了“夫妇”与“长幼”两伦。孟子认为，孝和悌一起构成“仁义”的基本内容，他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在孟子看来，智就是明白并坚持仁义的道理，礼则调节并适当修饰孝与悌。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而以孝为根本的仁与以悌为根本的义共同构成了礼智的基础。
其二，孟子倡导孝也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一样，有着浓重的血缘色彩，它把家庭和宗族的利益至上化、绝对化。宗法社会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家庭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扩大的家庭，家庭、家族、国家三位一体，血缘是把三者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等级尊卑次序是其核心内容。国家的稳定依赖家庭的安宁，有了家庭的稳定，才有国家的安宁。因此，孝在家庭稳定中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即人人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尊重长者，那天下就稳定太平，宗法社会就稳固了。
其三，孟子还把孝当作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他说：“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尽心上》）即是说，天下的仁人以善养老人的孝子为依靠。孟子还认为，侍奉双亲是取得朋友、上级信任的前提条件，“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离娄上》）
其四，孟子也同孔子一样，主张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使父母有错误也不应该指出来。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孔子有“无违”和“父子相隐”之说，孟子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离娄上》）在他看来，父母即使有错误，作子女的也不能指出来，因为这样有伤父母的恩德。
孟子关于孝的理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一问题上，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孔子孝论提升为尊老。他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即不只是敬养一己之父母，而且还要尊重别人的父母、所有的老人、长者；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慈爱别人的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可运于掌”（同上）。如果说孔子的“孝”是在家庭生活领域进行的，是一种“家庭美德”，是“修身”与“齐家”的内容，那末，孟子则在此基础上主张将孝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把它提升为一种“社会公德”，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即通过“内圣”达到“外王”。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可见，孟子把对老人的尊重作为实现其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做这种提升呢？前文述及，孟子的孝与孔子的孝都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但孟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已不同于孔子所要维护的宗法社会了。孔子生活在奴隶制社会末期，他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旧的奴隶制社会秩序，他在政治上主张“善政”，反对“苛政”。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他所要维护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他继承孔子的“善政”思想，主张实行“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其孝论也正是为这一政治主张服务的。他说：“明君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可见，孝是孟子“仁政”主张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孟子之对孔子孝论的提升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孟子对孔子孝论的提升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弘扬孝与尊老传统，从而促进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抛开孔孟孝论的历史局限，他们所主张的对父母的敬养，对老人、长者的尊重反映了人之为人的一般要求，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遵守的做人的一般准则，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基本的人的生产单位。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还有家庭存在，父（母）子这一伦就不会消失。孝之所以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因为父（母）子关系是人一出生所面临的第一重伦理关系，这也正是孟子把父（母）子关系放在五伦之首的原因。所以，孝敬父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老人、长者，是每个人无条件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一个人只有做到了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才有资格得到子女的孝敬和别人的尊重。孝属于家庭美德范畴，尊老属于社会公德范畴。一个社会的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家庭美德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公德，反之亦然。每个人都既是家庭成员也是社会成员。如果他在家里不能对父母尽孝，那他在社会上必不能尊重老人、长者；尊重老人、长者的人在家必定孝敬父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无情人有情。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由少到老，由为人子到为人父母的过程。从小进行孝的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都是极其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尊重别人，会爱国家、爱社会。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老年人的尊重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尊老，在全社会形成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